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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各地2023年经济增长目标确定：谁在领跑，谁在垫底？）

新年新气象。

在全力拼经济的2023年，随着31个省市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的相继出炉，各地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均已明确。而这背后，也有很多深意值得揣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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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看各地对于2023年经济增长预期几何。

据公开信息显示，31个省市自治区设定的GDP增速数值范围在4%~9.5%区间，其中有25个地区都将增长目标设定在5%~6.5%，以6%左右居多；4个地区将目标增速定在了7%以上，最高是海南的9.5%左右，西藏、新疆、江西紧随其后；目标增速最低的是天津（4%）和北京（4.5%以上）。

与此同时，截至目前已有20余个省市自治区公布了2022年GDP总量和实际增速情况，除北京、海南只指出“正增长”的趋势外，其余省市都公布了具体数值，范围在2%~5%，其中最高为江西（预计5%）、宁夏（预计5%左右），最低为重庆、贵州、广东，均预计为2%左右，绝大多数地区的实际增速均未能达到2022年初设定的预期目标。

对比可以发现，各地设定的GDP增长目标普遍都要高于2022年的实际增速。

原因其实不难理解，从大环境来看，自去年年底疫情防控方案大幅度优化调整以来，曾经扰动各行各业运行的不利因素已经在日趋弱化，而近期随着各地相继官宣“疫情高峰已过”，整体形势进一步稳定向好，整装待发；从政策面上看，去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点强调，要“做好明年经济工作”，随后各地也都纷纷响应号召，做出“全力拼经济”表态的同时，接连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再考虑到2022年的低基数效应，基本可以断定，只要不出现超预期的“黑天鹅”事件，那么2023年国民经济的强势反弹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而各地对于全年GDP增长目标的设定，既彰显出推动经济重回正轨的决心，也为市场传递了积极振奋的信号。

需要指出的是，与2022年的目标增速相比，今年有21个省市自治区将目标增速进行了下调，幅度多为0.5~1个百分点。原因可能在于，各地虽然普遍对于2023年的经济修复充满信心，但从现实层面看仍存在着一些障碍和压力，比如因此前疫情防控而造成居民部门与中小微企业的“疤痕效应，”以及外需的疲软给一些外贸大省带来的增长压力等等，复苏基础并不牢固，仍需要时间去消化调整。

不过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各地的务实态度——即在立足于自身经济现实状况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制定新一年的增长目标，而不是刻意地去追求高增速，以免适得其反。

综合各地GDP增长目标数值，我们还可大体预判，2023年全国经济增速目标大概会设定在5.5%左右的区间范围内，这相比于2022年全国经济3.0%的增速来说，同样是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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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各地2023年的增长目标，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地方。

比如，中西部地区的预期增速大多要高于东部地区。

根据前文内容，位于中西部地区的西藏、新疆、江西、安徽、宁夏、湖南、湖北、重庆、甘肃等省市自治区，其增长目标普遍都在6%以上，反观东部发达省市，增长目标普遍不及中西部地区，其中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等经济大省，都把增长目标设定在了5%上下。

究其原因，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各省市经济总量往往要小于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的省市，低基数效应使得这些地区更容易保持较为良好的增长速度，而广东、江苏等经济大省的经济体量已经够大，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也都已经足够成熟，想要实现较高的增速，难度无疑更大；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各省市人口密度要远低于东部省市，且人员流动性不高，此前疫情防控压力相对较轻，经济遭受到的冲击比东部发达地区要有限得多，故而修复起来理应更为顺利。

事实上，盘点近些年各地的经济数据，中西部地区普遍都要高于东部，这意味着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动能已经逐渐由曾经的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中西部地区也有望在国民经济发展道路上继续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至于东部地区，经济基础已经颇为扎实，与其盲目地追求增长，倒不如在解决民生问题、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做文章，如此才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再如，海南独占鳌头，天津目标垫底。

各地当中，最为亮眼的莫过于海南9.5%左右的增长目标，在所有省市自治区里独占鳌头。在我看来，海南这一增长目标的设定并不夸张，而且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原因在于海南是旅游大省，服务业占比在60%以上，且消费一直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然而2022年受国内多地疫情屡次大面积反弹的影响，很多地方都采取了较为严格且长时间的防控措施，人员跨区域流动受阻，导致旅游市场持续低迷，严重影响到了海南经济。而随着防疫政策的调整，人员流动性逐渐恢复，旅游市场的困境反转已在路上，这对于海南而言无疑是极大的利好；再叠加自贸港政策红利的加持，以及免税消费回流的助力与2022年低基数效应的影响，海南经济有望迎来极为强势的反弹。

相比之下，天津4%的增长目标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排名垫底，似乎有些不太光彩。

客观地讲，天津近些年的经济形势的确不太乐观，而这又不能完全归因于疫情的影响，因为早在疫情发生之前，天津经济就已经出现了问题，2017年起天津GDP增速开始低于全国整体水平，2018年天津GDP还能高居全国各城市第6位，而2019年就滑落至第10名，2020年和2021年甚至跌出前10名，排在第11位。

之所以会如此，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天津的经济结构失衡。就产业结构而言，天津传统产业占比相对较高，石油、化工、汽车合计增加值占天津规上工业的比重超过四成，销售占限上销售额近三成，而新兴产业发展相对欠缺，产业升级乏力。近年来，受石化产品需求不振以及国际油价震荡等因素的影响，天津的传统产业遭受重创，利润下滑的同时，也严重拖累了全市工业的增长。此外，天津民营经济实力较弱，市场活力不足，抑制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这些问题，或许也是未来天津需要着重解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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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梳理各地公开的2023年重点工作安排后可以发现，“消费”和“投资”是不折不扣的关键词，这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要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等要求也是相一致的。

事实上，面对国内外各方面形势的变化，我们已经不能继续把增长的主要动力建立在疲软不振的海外需求基础之上，而是应当着眼于对国内市场的进一步挖掘，更加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着力于修炼内功以提升经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免疫力才是明智之举。尤其是考虑到在此前疫情严格防控期间，我国内需一直被压制，难以得到有效释放，而当前防疫措施的大幅度优化调整，也赋予了我国内需极大的回旋余地和反弹空间，自然是大有文章可做。

扩大内需的着力点，当然要放在消费和投资上，这便是各地都将二者摆在重要位置的原因所在。

那么，各地应该如何促消费呢？

在我看来，短期内发放消费券和举行促销活动等方式仍是提振消费的有效办法。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给低收入家庭和贫困群体直接发放现金，效果要比发放消费券更好，因为低收入家庭与贫困群体对收入的变动更加敏感，哪怕仅有几百块的“意外之财”，都能极大地改善他们的生活。因此，我们可以探索现金补贴与消费券发放相结合的多元化补贴方式，充分发挥二者各自优势，精准实策应对风险，继而在促进消费复苏的同时，改善居民整体福利。

另外，各地还需要加大力度稳就业，因为就业是民生之本，有了稳定的工作，才能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特别是应当通过通过减税降费、发放补贴、减少裁员、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等多个方面来稳定中小微企业的运行，从而在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稳住就业大盘，让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更加稳定的收入来源，继而敢于消费。

站在中长期视角，各地还应当加快破除抑制消费的一系列障碍，如切实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着手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并且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要妥善处理居民的养老、医疗问题，以此来解决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

而在投资方面，各地应着手于优化投资结构，拓展投资空间。

一方面，各地需要认清投资方面存在的短板，比如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任务依然很重，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婴幼儿托育等领域的相关设施供给不足，脱贫攻坚（脱贫住房、棚户改造、公租房等）以及农业、水利等领域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等等，在此基础上加以优化完善。

另一方面，各地应推动更多资金投向能够支持形成新增长动力的领域，如高端制造、先进技术等，同时还应着眼于未来，加大力度布局新基建领域的投资，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营造有利条件。如此既可以在短期内起到稳增长的效果，又可以为各地经济长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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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星图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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