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前怀家良同志
发布时间:2020-04-26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清明前夕，除了已经仙逝的亲人以外，我还特别怀念一个人，这就是方家良同志。他辞世已过十年了。
好久没用过“同志”这个称呼了，犹豫再三，还是这样称呼他才好。因为他至死也是一个没有贬值，更没有变质的真正的共产党人。
方家良，一个我的生命史避不开，躲不过的名字。如果一个人一生中真有“贵人相助”的话，他就是我的“贵人”；与“同志”一样，“恩公”也没人提了，我却要宣称：家良同志就是我的恩公！
家良同志是浙江宁波人，1932年生，在上海读中学，就成了“少共”。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参加西南服务团，进军西南，来到重庆就奉命留了下来从此与重庆结下不解之缘。我只知道，他“文革”前就是市中区宣传部长，复出后经过一番辗转，调任江北区委书记，这才有可能干预我人生的行程，在我的生命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痕。
1982年，是我历史的转折点，或者时髦一点，叫做“拐点”。是年3月，我终于如愿从一所中学调入江北区文化馆当上了梦寐以求的文学干部。这时候，离区委书记方家良同志的距离还不知有好远。
后来，是1985年吧，我算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业余作者，已经参加了四川省作家协会。重庆日报社两位筹创《重庆晚报》的同志商调我而去找家良书记。他这才知道在自己治下还有我这么个人（在他心目中也算是人才吧）。于是他打起了太极拳，支应一番，称自己不了解，请他们去找分管副书记。待他们走后，立即指示那位副书记：此人我们自己可用则留，不用则放。副书记心领神会，让那两位前去要人的同志碰了软钉子。当然，这是后来熟识以后，他告诉我的。不久，我就被安排到四川省文化厅举办的文化馆长培训班去学习三个月，回来被任命为江北区文化馆馆长：这可算连跳三级啦！中间还隔着辅导组组长、副馆长哩！用人不疑，此之谓也！就这样，我这个自身曾经有“红疤黑迹”的“黑五类子女”，一个只戴过红领巾的从来的“白丁”，一下就成了“科级干部”！
本着感恩戴德的思想，“士为知己者用”的传统观念，加上自己对这个工作的热爱，确实干出了一些成绩。于是我似乎坐上了火箭，步步“高升”，短短几年里，我升任区文化局副局长、局长，区文联常务副主席（主席由分管副区长兼任）。那一段时间，江北区的文化工作搞得生气勃勃，成绩显著，在各区县颇有名气，在市里也有地位。而这一切都是与家良同志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我不但在工作中接受他的帮助，而且也逐渐与他有了私交。他自己虽然说起来只读过中学，但是很喜爱文艺，喜欢和文化人交朋友，家里常常高朋满座，往来无白丁。他知我好酒，所以逢年过节经常蒙他招饮，叨陪末座。
1990年，全市各区县换届，在干部考查中，家良同志本来得分甚高，但是被一条“硬杠子”卡住了，未能留任。据说是因为他已经59岁，不能在60岁前任满一届。而又不到退休年龄，于是他便赋闲在家，等待安排。大约半年以后，市委任命他为重庆日报社社长、党组书记，成为那里的“一把手”。不久，重庆日报副刊部主任饶承德同志离休，他考虑到工作需要，同时也兼顾我在文学事业上的进一步发展，便通过市委组织部把我调到报社接替饶承德同志的工作，再一次成为他的部下。但是这一次却为时甚短。
哪知小小报社比一个区还要复杂得多，他不能再那样驾轻就熟，如鱼得水，遇到不少麻烦，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平心而论，也许他对于这样的局面还缺乏应对的经验，兼之性格刚烈，对一些看不惯的人和事不愿意迁就，也不善于化解矛盾，所以对立面告状不断，据说连调我到报社一事也曾成为炮弹呢！其结果是，告状那方也没有吃到好果子，终至导致了两败俱伤的结局。1992年，由市委派驻的工作组取代了原班人马。据说此前有与双方皆比较友善者曾经表示愿意居中调停，但是为他所拒。而这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当年，在气势汹汹的造反派面前，他也是硬钉子，而不是软骨头！性格决定命运，诚哉此言！